刑事辩护的精细化，往往决定案件量刑的轻重乃至罪与非罪。在共同犯罪案件中，主犯与从犯的区分，是律师必须重点攻克的争议焦点。本文以（2019）黑0109刑初294号判决书为样本，剖析如何围绕“地位作用”展开有效辩护，为同类案件提供可操作路径。
一、争议焦点：积极参与者能否认定为从犯？
辩护人提出“杨宇航系从犯”的辩护意见，但法院未予采纳。这一分歧的实质，在于共同犯罪中“作用较小”的认定标准。判决书载明：
“杨宇航在犯罪过程中积极参与，且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，在共同犯罪中地位、作用突出，不应认定为从犯，对辩护人关于杨宇航系从犯的辩护意见，本院不予采纳。”
可见，法院将“是否积极实施暴力行为”作为认定主犯的关键指标。作为辩护人，仅笼统主张“作用较小”无法说服法庭，必须从客观行为、参与程度、获利分配等维度构建证据链条。
二、三步法：从判决书看主从犯辩护的实务要点
第一步：细读“经审理查明”部分，提取行为分工
判决书查明：
“崔某2发现李某没有还款能力，拒绝借钱给李某，并将李某带至松北区松浦观江国际小区附近偏僻处，与杨宇航、杨世喆对李某实施殴打……向李某索要钱财，李某被迫通过微信转给杨世喆249元、杨宇航300元，杨世喆、杨宇航通过微信将其中的499元转给崔某2。”
辩护人应重点刻画：本案犯意谁提出？暴力行为由谁主导？两名被告人是否仅听从崔某2安排？杨宇航虽实施殴打，但其是否受崔某2指挥？若存在明显的“组织者—执行者”层级，则执行者的从犯辩护空间值得深挖。
第二步：比对“本院认为”与“法律适用”，寻找说理漏洞
判决书在认定主犯时，仅以“地位、作用突出”概括，未具体区分杨宇航与杨世喆各自的作用差异。若辩护人能够提交证据证明：杨宇航未参与事前预谋、未分得主要赃款、受崔某2胁迫等，便可动摇“作用突出”的结论。本案中，杨宇航与杨世喆均被判处相同刑期，量刑未体现个体差异，这也是辩护中应当质疑的失衡点。
第三步：利用“如实供述”情节，争取从轻处罚的边际效益
判决书采纳了“如实供述”的辩护意见：
“杨世喆、杨宇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依法从轻处罚。”
针对主从犯认定难以扭转时，辩护人应退而求其次，将“如实供述”与“初犯”“退赔”等情节组合适用。本案中，法院责令二被告人与另案被告人共同退赔被害人549元，退赔行为虽未在判决中明确从轻，但辩护人可在庭前促成退赔，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提交。
三、深度延展：从共同犯罪到认罪认罚的辩护策略
本案适用简易程序，二被告人均认罪，辩护空间被实质性压缩。但这也提示我们：在认罪认罚案件中，对主从犯的辩护应前置到审查起诉阶段。若能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法律意见，促使检察机关对从犯作出不起诉或减轻指控，效果远超庭审中的孤立辩护。
此外，根据《刑法》第二十六条，主犯“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、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”。若认定从犯成立，量刑至少可以降低一个档次。对于抢劫罪等重罪，主从犯之辩直接关系三年与三年的差距，乃至更重的刑期。辩护人应结合案件事实，制作“作用对比表”，逐项列明各被告人的地位、分工、暴力程度、分赃情况，以可视化方式呈现给法庭。
作者：张欣然， 黑龙江大地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黑0109刑初29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