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，不仅在于挑战不实指控，更在于精准把握法律适用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为当事人争取罚当其罪的公正量刑。本文以（2019）黑0109刑初294号判决书为样本，聚焦共同犯罪中“从犯”认定的争议焦点，剖析控辩审三方如何围绕“地位与作用”展开博弈，并为刑辩律师提供可操作的辩护路径。
一、案情回溯：一场由“假借款”引发的抢劫指控
2017年11月8日，被害人李某某因急需贷款，通过微信结识了崔某（另案处理）。崔某表面同意出借1万元，实则伙同被告人杨某甲、杨某乙设下圈套。当晚，三人将李某某带至哈尔滨市松北区一偏僻处，以殴打、威胁投江等暴力手段，强行索要钱财，最终迫使李某某通过微信转账549元。2019年，杨某甲、杨某乙被抓获，并被公诉机关以抢劫罪起诉。
本案审判过程中，被告人杨某乙的辩护人提出一项核心辩护意见：杨某乙系从犯，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。这一主张成为庭审中控辩双方激烈交锋的焦点。
二、争议焦点：如何区分主犯与从犯？——法院为何否定“从犯”抗辩？
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规定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，是主犯；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本案中，杨某乙全程参与，且实施了关键暴力行为，但辩护人仍试图以“受崔某指使”“作用次要”为由争取从犯认定。法院最终未采纳该意见，其裁判理由如下：
“杨某乙在犯罪过程中积极参与，且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，在共同犯罪中地位、作用突出，不应认定为从犯，对辩护人关于杨某乙系从犯的辩护意见，本院不予采纳。”
这段表述精准点出了司法实践判断主从犯的两条核心标准：是否积极参与，以及是否实施了关键实行行为。即便被告人并非犯意的发起者或组织者，只要其亲手实施了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核心暴力，司法机关即倾向认定其为主犯。
三、辩护人“从犯”主张的落空：三个关键缺憾
从辩护角度复盘，该案从犯抗辩失败，可归因于以下三点：
- 未剥离“实行行为”的权重。抢劫罪中的“殴打”“威胁”是构成要件的核心行为，杨某乙实施殴打，直接切入了犯罪构成的核心。辩护人未能论证该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具有“可替代性”或“辅助性”。
- 未对比各被告人的分工细节。判决书显示，杨某乙与杨某甲均实施了“转款”行为，且积极参与全程。辩护人未通过证据质证，凸显杨某乙较崔某在犯意发起、犯罪工具准备、赃款分配等方面的劣势。
- 未利用“如实供述”争取独立量刑情节。虽然法院认可了杨某乙如实供述，但仅作为法定从轻情节，而非否定主犯地位的理由。辩护人混淆了“认罪态度”与“作用大小”两个不同维度的辩护方向。
四、刑辩实务：主从犯辩护的四步法
结合本案，当辩护人拟主张“从犯”时，建议按以下步骤构建辩护体系：
- 第一步：锁定行为证据，拆解“参与强度”。调取监控、通讯记录、证人证言，逐项列明当事人实施的具体行为。重点论证其行为是否属于“望风”“接应”“事后协助”等辅助性动作，而非直接实施暴力、胁迫或取财。
- 第二步：对比地位差异，突显“支配-服从”关系。分析犯意谁提出、工具谁准备、被害人谁选定、赃款如何分配。若当事人仅被动服从，且未参与犯意发起，应重点举证。
- 第三步：挑战“作用突出”的认定逻辑。针对公诉机关或法院“积极参与即主犯”的倾向，引用相似判例，强调“作用突出”应当体现在对犯罪结果的实质贡献率上，而非单纯的行为参与。若暴力行为系他人临时起意，当事人未事前预谋，应予以澄清。
- 第四步：叠加其他从宽情节，作为备位辩护。即便从犯认定失败，也要全力争取自首、坦白、退赔、谅解、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，形成量刑辩护的“组合拳”。
五、超越个案：共同犯罪辩护的深层思考
本案判决一方面警示公众，任何积极参与暴力犯罪者，即便非组织者，亦难逃主犯之责；另一方面也提示刑辩律师，在“主从犯”之争中，不能仅凭“受指使”一笔带过，必须回归到具体行为与犯罪构成的耦合度分析。值得强调的是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全面推行，当事人若在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，尽早认罪认罚，往往能获得更大幅度的从宽量刑——这比单纯纠结“主从犯”标签更具现实价值。
延伸建议：如果您或您的家属正面临类似刑事指控，切勿仅凭“感觉”判断罪轻罪重。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律师介入，全面审查证据链，围绕“行为作用”与“量刑情节”两线并进，才能最大程度维护合法权益。
本文为专业分析，不构成具体法律意见。如需个案咨询，请携带相关文书预约律师面谈。
作者：张欣然， 黑龙江大地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黑0109刑初29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