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把握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、罪轻与罪重的界限，其中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区分，直接关系到被告人量刑轻重与司法公正。本文以（2019）黑0109刑初294号判决书为例，剖析“积极参与并实施暴力行为者是否必然构成主犯”这一争议焦点，为辩护实务提供可操作的分析路径。
一、案情回顾：临时起意的共同抢劫
2017年11月8日，被害人李某通过微信联系办理贷款，后崔某（另案处理）以出借1万元为由，带领被告人杨某、杨某某将李某带至偏僻处，实施殴打并威胁扔入江中，迫使李某微信转账549元。公诉机关以抢劫罪对二被告人提起公诉。庭审中，被告人杨某某的辩护人提出“杨某某系从犯”的辩护意见，成为本案量刑的争议焦点。
判决书查明事实如下：
“崔某2带领被告人杨宇航、杨世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接到李某，将李某带至哈尔滨市松北区润和城附近某超市内签订了借款协议，后崔某2发现李某没有还款能力，拒绝借钱给李某，并将李某带至松北区松浦观江国际小区附近偏僻处，与杨宇航、杨世喆对李某实施殴打，致李某左颧面部、左下肢软组织挫伤，并威胁要将李某扔进松花江中，向李某索要钱财。”
上述事实表明，二被告人均实际参与了暴力威胁行为，但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、作用是否存在差异，成为辩护人争取从犯认定的空间。
二、争议焦点：积极参与并实施殴打，能否构成从犯？
我国《刑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：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，是主犯。”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”司法实践中，如何界定“主要作用”与“次要作用”，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交锋的核心。
本案辩护人主张杨某某系从犯，理由可能包括：其系受崔某纠集、处于被动地位；未参与事先预谋；所获赃款较少等。然而，法院未采纳该意见，其裁判逻辑值得深思。
三、法院认定：作用突出即主犯，从不以“分赃少”论
判决书明确指出：
“杨宇航在犯罪过程中积极参与，且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，在共同犯罪中地位、作用突出，不应认定为从犯，对辩护人关于杨宇航系从犯的辩护意见，本院不予采纳。”
这段裁判理由揭示了主从犯认定的核心标准——不能仅以身份或分赃数额判断，而应综合考察行为人在犯罪实行过程中的参与程度、具体行为及对结果发生的原因力。法院强调两点：
- 积极参与——杨某某并非被动附和，而是主动实施犯罪。
- 实施殴打——其暴力行为是压制被害人反抗、实现劫取财物的直接手段，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具有关键作用。
同时，法院认定“本案系共同犯罪，二被告人均系主犯”，表明即使两名被告人在具体分工上存在细微差别，只要各自行为均对犯罪完成起到重要作用，均可认定为主犯。这对于辩护人而言，意味着如果当事人确有次要作用，必须拿出足以证明其“未积极参与”或“未实施关键行为”的证据。
四、辩护策略：如何有效争取从犯认定？
结合本案教训，刑事辩护中若想推翻公诉机关的主犯指控，需要从以下步骤入手：
第一步：审查到案经过与犯意提起。 查明谁最先提议犯罪、谁纠集人员、是否形成支配关系。若当事人系被纠集、临时起意，应重点举证。
第二步：分析行为分工与暴力程度。 区分组织指挥者、直接实施者、望风接应者。若当事人未实施暴力或仅作辅助，应申请调取监控、被害人陈述及同案供述，固定其具体动作。
第三步：比较地位与作用。 结合人数、时间、地点、手段、后果及分赃情况，论证当事人对犯罪结果的原因力较小。但需注意，分赃少不等于作用小，法院可能认为参与抢劫行为的暴力威胁本身就是主要作用。
第四步：援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。 即使不能认定从犯，仍可依据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”争取从轻处罚。本案二被告人正是因如实供述获得从轻处罚。
五、延展思考：主从犯辩护的边界与转机
司法实践中，法院对“共同犯罪中均系主犯”的认定并不鲜见，尤其当所有被告人均实施暴力、威胁行为时，辩护人很难通过“比例对比”争取从犯地位。此时，辩护重点应转向罪数形态、犯罪未遂、被害人过错、赔偿谅解等量刑情节。例如，本案中暴力行为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，财物数额仅549元，均为量刑从轻的潜在空间。
同时，本案也警示：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中，一旦动手施暴，便可能被认定为主犯。辩护人必须尽早介入，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证据分析、法律意见书与检察机关沟通，争取不起诉或改变量刑建议。
进一步行动建议：如您或亲友涉入类似案件，请务必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辩护律师，重点梳理“谁提出犯意、谁实施暴力、谁控制被害人、赃款分配比例”等证据，以精准预判主从犯认定风险，制定有效辩护方案。
作者：张欣然， 黑龙江大地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黑0109刑初29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