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定位案件争议焦点，并围绕焦点构建有效的辩护逻辑。本文以（2019）黑0109刑初294号判决书为样本，剖析共同犯罪中“主从犯认定”这一常见辩护困境，提供可操作的辩点挖掘思路与实务建议。
一、案件聚焦：从犯辩护意见为何未被采纳
在共同犯罪案件中，区分主从犯直接关系到量刑轻重。本案中，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宇航系从犯的辩护意见，但法院经审理后明确不予采纳。这提示我们：从犯辩护不能仅凭“作用较小”的笼统主张，而必须结合客观行为、地位作用进行精细化论证。
二、判决书原文引用：法院认定“积极参与”的关键依据
法院在“本院认为”部分指出：
“本案系共同犯罪，二被告人均系主犯。杨世喆、杨宇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依法从轻处罚。杨宇航在犯罪过程中积极参与，且实施了殴打被害人的行为，在共同犯罪中地位、作用突出，不应认定为从犯，对辩护人关于杨宇航系从犯的辩护意见，本院不予采纳。”
同时，判决查明的事实部分详细记载：
“崔某2带领被告人杨宇航、杨世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接到李某……与杨宇航、杨世喆对李某实施殴打，致李某左颧面部、左下肢软组织挫伤，并威胁要将李某扔进松花江中，向李某索要钱财，李某被迫通过微信转给杨世喆249元、杨宇航300元。”
上述内容表明，法院认定主犯的核心依据是：被告人不仅在场，且实施了暴力殴打行为，并在财物取得环节发挥了直接作用。
三、分层解析：从犯辩护失败的三重原因
1. 客观行为层面：实施了核心暴力行为
“实施殴打被害人”是抢劫罪实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辩护人未能有效切割杨宇航与暴力行为的关联，反而被法院认定为“积极参与”。在共同犯罪中，实行犯通常被推定为主犯，如需推翻，必须证明其系受胁迫、被动参与或仅起辅助作用。
2. 地位作用层面：未提供“次要、辅助”的具体证据
从犯的认定需基于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”，这要求辩护人提交分工证据、参与程度证据、获利分配证据等。本案中，杨宇航不仅参与，还通过微信收取了300元赃款，并转给主谋，这强化了其独立参与度。辩护人未能针对“地位作用突出”作出有效反驳。
3. 法律适用层面：混同“主犯”与“罪责”
法院认定“二被告人均系主犯”，意味着二者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。辩护人如果仅强调“崔某2是主谋”，而忽略杨宇航自身的行为贡献，就无法动摇法院的认定逻辑。
四、实务方法：如何有效争辩“从犯”地位
第一步：全面梳理到案与行为证据
- 调取案发经过、监控录像、聊天记录，明确被告人在各环节中的角色。
- 区分“事前共谋”与“临时加入”，若系临时起意参与，可减轻主观恶性。
第二步：拆分共同犯罪中的“实行行为”
- 确认被告人是否直接实施暴力、胁迫或取财行为。若仅负责望风、接应、事后转移赃物，则可能构成从犯。
- 本案中杨宇航实施了殴打，直接落入实行犯范畴，辩护难度极大。此时应转变策略，争取“如实供述”“认罪认罚”等从宽情节。
第三步：比较同案犯的地位作用
- 收集证据证明主谋策划、组织、指挥过程，对比被告人在其中的服从性、被动性。
- 若存在另案处理的主谋，需强调主谋对犯罪的支配力，降低被告人行为的独立评价权重。
第四步：关注财物归属与获利分配
- 从犯通常获利较少或不参与分赃。本案杨宇航虽收款300元，但随即转给崔某2，辩护人可借此说明其并非经济获益者，但法院仍认定其参与“索要钱财”的过程，故不能单独作为从犯依据。
第五步：利用法定从宽情节弥补角色劣势
- 如实供述：判决已采纳“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依法从轻处罚”。
- 积极退赔、取得谅解：判决责令共同退赔，若在审判阶段主动退赔，可争取酌定从轻。
- 认罪认罚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，但若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量刑协商空间更大。
五、延展思考：共同犯罪辩护的层次化策略
从犯认定并非唯一辩护路径。当从犯辩护难以成立时，应转向“定性辩护”（如是否构成抢劫罪）、“数额辩护”（排除部分指控金额）或“量刑辩护”（主犯内部区分责任轻重）。本案中，法院虽未采纳从犯意见，但基于如实供述从轻处罚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，接近法定最低刑（三年），说明辩护人的坦白意见仍取得了实质效果。
辩护人应当建立“多阶梯”辩护思维：第一阶梯争取无罪或罪名变更；第二阶梯争取从犯或胁从犯；第三阶梯争取法定、酌定从轻情节。每个阶梯都需要扎实的证据支撑与法律论证，而非简单的法条罗列。
作者：张欣然，黑龙江大地律师事务所
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，案号：（2019）黑0109刑初294号